希望是坚韧的拐杖，忍耐是旅行带，携带它们，人可以登上永恒的旅途。—— 罗素

十年，不仅是时间，而且是旅途。1923年，戴芳澜应邹秉文之邀，到国立东南大学农林科病虫害系任教授，讲授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学。东南大学的条件比广东农专好，戴芳澜全身心投入科研教学工作，他把在广东采集的标本带来整理和研究；同时，对教学精益求精。植物学需要多背、多记，很多名词、概念要求熟记于心，特别是形态结构、系统分类比较枯燥乏味。为了调动学习兴趣，戴芳澜不辞辛苦，经常推荐参考读物，这些课外材料往往是他精选后，亲自复写或打印的。此外，他还在《农学杂志》上发表《中国植物病害问题》、《植物病理学在法国发展之概况》和介绍瑞典真菌学家帕松的《帕松略传》等；在《农林季刊》上发表《应预防之一可怕的病害：马铃薯黑瘤病》。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带领学生对植物和农作物的病害进行调查。学校农科建立时间不长，尤其是有关真菌和病害方面的图书、期刊很少，而且在他到校几个月后，1923年12月，农科的口字房因电线短路造成火灾，将图书、仪器和标本付之一炬。于是，从1924年开始，戴芳澜带领学生到处采集标本。截至1926年9月，采集约1000个标本，多数由他亲自鉴定。在《江苏菌类名录》前言中，他写道：“已鉴定之标本原不止此数，惟惟为特别审慎计，凡在鉴定上稍涉疑意之菌，皆未列入，拟送往国外专家确定后，再行发表。又有真菌多种，确于数年前在南京附近或广东采得，而标本已焚去者，亦不列入。”可见其严肃的科学态度。为了解学科发展新动向，丰富讲课内容，他经常到位于成贤街文德里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去查阅资料。这个由秉志和胡先骕等于1922年自发创办的民间科研机构，订阅了许多国外期刊和图书。由东南大学到文德里，走路不过十分钟，距离其住所也近在咫尺，况且中国科学社里绝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戴芳澜和秉志是知交，几乎无话不谈。

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国民政府定都于此。6月国民政府推行大学区制，江苏以东南大学为主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原有农科体制被废，农科主任邹秉文辞职，应冯玉祥之邀，带领几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到开封去为其规划其所辖西北地区的农业改进工作。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1927年又因宗派，被排解聘。”他们夫妇只好到上海暂住，那里有许多戴家和邓家的亲戚。经与他的老上级，于1925年离开东南大学，在金陵大学任农林科中方主任的过探先联系，1927年暑期后，戴芳澜到金陵大学任教。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金大是个教会学校，我原是不愿意去的。但因那时工作无着，只好在金大安身。” 1929年3月23日，过探先因病逝世，享年43岁。1930年，金陵大学农林科改为农学院，生物系主任是美国人——史德蔚。该系下设植物学、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三组，戴芳澜任植物病理学组主任。

戴芳澜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裘维蕃回忆道：“第一门专业课就是大师开的植物病理学，这门课是农学院各系的公共必修课，所以一间大教室几乎座无虚席。大师讲课时真是全场鸦雀无声，而大师的两道神采奕奕的目光也不时扫射全教室。大家都紧张地低头记笔记。大师讲的植物病理学是结合若干重要植物病害的实例，来说明病害的原理也就是把普病和农病结合起来讲的。他讲得少而精。由于从具体的病例来讲病害发生的规律，让人印象深刻而容易理解。同时他在每堂课后，必定指定若干参考文献，还特别为学生选择了几十篇当时最新的国外植物病理学论文，油印后，装订成册，发给学生参考，因此省了学生去寻找部分参考书的时间。另外他还指定一本当时美国大学植物病理系学生用的主要教课书《植物病理学原理》。可见那时大师开的植物病理学课程已经达到了美国同类大学的水平……他亲自讲课而且还亲自辅导实验，亲自带领学生到野外去采集，并在野外初步讲解一些真菌的特点，使我受益匪浅。”

回国8年，几经奔波，戴芳澜算是安定了，到1931年，他的月工资已经达到270元（约相当于上海熟练工人的9倍）。后来戴芳澜回顾金大的工作时说：“这几年中生活较安定，我的科研工作与培养学生，主要就是在金大这一段时期内做的。”1982年《真菌学报》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了署名戴芳澜遗稿的“南京的鬼笔菌”，也是其在金陵大学教书时写的读书和工作笔记，题目为“鬼笔菌札记”，由他的学生整理成文以新题目发表。春天，他到竹林内观察鬼笔菌的生长，采集标本。除一般描述外，他还绘制了实物大小的彩色图，有的照了相，着上色。七十年代初，他将这些长期保存下来的记录、图片等进行整理，写成“鬼笔菌札记”文稿。戴芳澜认为：鬼笔菌的形态，尤其是子实体的色泽，变化幅度较大，一个人看到的标本为数有限，鉴定难免发生错误，需要观察更多标本，做进一步研究，因此一直未正式发表。期间，他还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发表《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文章从19世纪七十年代外国人在中国调查采集真菌的记录开始，写到20世纪初。那时的有关中国领土上真菌的记载，全部是外国人发表的。这些外籍传教士或博物学家常来我国采集标本，回去后就发表新属新种。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体会那种屈辱与自尊交织的复杂心情，虽然他并不否定这对了解中国物种资源有一定贡献，但由外国人垄断，他认为是“丧权辱国”之事。这也许是他作为中国真菌学创始人的思想基础。他立志要中国人自己来调查和掌握自己的资源，并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世。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在金大时期，由于校内的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我常与他们冲突。”马春源于1984年为戴芳澜写的传记，经过邓淑媛审查，有一个故事，相信与事实出入不大。在生物系一间西方陈设的办公室里，系主任史德蔚博士焦躁地在室内踱来踱去。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走了进来。他身材匀称，举止斯文，只是唇上那一小撮浓密的黑胡，给他俊秀的容貌增添了几分威严。

“戴芳澜教授，我正等着你，请坐” 史德蔚说着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了戴芳澜。“这封信是昨天收到的，信上说哈佛大学的高等植物研究所准备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要托我们采集所有的中国真菌标本……”他十分自信地看了戴芳澜一眼，好像必然会听到“好极了”“照办”之类的回答。然而除了窗外的知了那烦人的鼓噪之外，他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片刻的沉默之后，戴芳澜把信装进了信封，然后站起来对史特蔚说：“我看可以。不过采来的标本要一式两份，一份留在中国，一份寄往美国。”

“为什么要留在中国一份?”

“因为这是中国的资源!”

“哦…。不过中国又没有人搞这方面的工作，留一份标本有什么用呢?”

“中国有人搞！”

“谁?”

“我！”

“你?！你过去搞过真菌分类吗?”

“过去没有不等于以后永远没有!就从这次采集标本开始吧。”

史特蔚被这坚定自若的回答震惊了。“坐下谈，你打算从哪里入手?”

“白粉菌目。”戴芳澜胸有成竹地回答。

戴芳澜凭借自己的学识素养和爱国心，敢于向外国人据理力争自己从事科研的权利。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许多教授、系主任都是美国人，其中不乏飞扬跋扈之辈。当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史德蔚就可以与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萨克斯特达成采集中国西南地区真菌标本的协议。戴芳澜反而是受命来承担这一任务。作为中国教授，戴芳澜当然不会甘心。因此他坚持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史德蔚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从事分类鉴定工作，便以必须要有人能够对标本进行研究作为条件，戴芳澜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自己能完成。在他的坚持和研究实力面前，史德蔚无奈，只得同意中美两国各执一份标本。从此戴芳澜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的研究上。他先从白粉菌做起，越做越大、精益求精，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绩。1930年，戴芳澜发表《三角枫上的白粉菌之一新种》，是首个由中国人在中国研究机构发现的寄生于植物的真菌新种，堪称中国真菌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在中国科学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成为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健客：萨克斯特，好像之前也提到过。

云飞：嗯，法洛的学生，和阿特金森一样都是上了北美真菌学史的大家。

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亚游AG-中国有限公司戴芳澜积极参与和组织学术活动，筹划建立学术组织。1929年5月，在邹秉文和戴芳澜等人倡议下，成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邹秉文出任会长。由于邹秉文事务繁多，筹备工作几乎都是由戴芳澜主持完成的。1933年8月20日，我国的植物学工作者在重庆北碚召开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创刊中文植物学期刊的提案，推选胡先骕为总编辑，戴芳澜为编辑员。孔子四十不惑。这一年戴芳澜40岁，在科教道路上，在中国真菌学发展上，重任在肩。

健客：对了，上期说到魏喦寿和邓叔群出国读书，后来怎么样了？

云飞：好吧，简短截说。

魏喦寿在日本求学期间，1926年即以大学生的身份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环太平洋地区科学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他的第一篇研究报告——《两种新的致东方木结构房屋腐朽的霉菌》。1927年学成归国后，至1930年，魏喦寿在上海的国立卫生实验所从事研究工作。1929年，他任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教授，带领学生们从事我国传统发酵食品中微生物的分离和研究工作。1929年，他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报道在腐乳中分离的毛霉新种。这是在中国科研机构工作的中国人作为第一作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健客：又是《科学》杂志啊！

云飞：哈哈，此《科学》非彼《科学》。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用“A、B、C”分别指代美国的《科学》（Science）、英国的《自然》（Nature）以及中国的《科学》，前两本科学刊物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既然彼此能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后者的地位与声望可见一斑。

1930年，魏喦寿任国立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教授，并兼任农业化学系系主任，成为邓叔群的同事。开始致力于用近代生物化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发酵食品的制作工艺。1931年，魏喦寿和他的学生方心芳一起在《新农通讯》上发表了“中国酱醪中之数种酵母菌”，这是我国科学家从发酵食品中分离出的第一批工业微生物菌种。因受魏喦寿赏识，方心芳毕业后被推荐到天津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发酵与菌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这是一个以工业救国为宗旨，为振兴中国工业打基础的私营学术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方心芳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获得极好的锻炼机会。

健客：方心芳，有点像女孩子的名字啊！

云飞：据说，他是在家里新房盖好时出生的，因此，乳名叫“新房”。按家族辈份属“心”字辈，因谐音而取名为心芳。虽然一般人家很少给男孩取这样的名字，但方心芳却很愿意接受这个不落俗套的名字。1927年10月，方心芳考入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1931年毕业。

健客：劳动大学，没听说啊？

云飞：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1927年创校，强调“双手万能”、“劳动创造世界”，非常注重亲自动手和联系生产实际，这为方心芳后来一生致力于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该校深陷国民党高层及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派系斗争，1932年撤校，不说也罢。

在康奈尔大学，邓叔群只用不到3年便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这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年。他被推举为两个全美科学荣誉学会的成员，并荣获两枚金钥匙证章。1928年，邓叔群对半边莲丝核菌病的研究进展顺利，论文即将完成，博士学位唾手可得。这时，岭南大学准备在新学年开设植物病理学课程，急需教授，便向邓叔群的导师求援，导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爱徒，但他建议岭南大学推迟这门课程的时间，以便邓叔群有时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邓叔群得知此事后，向导师表示可以立即回国，在新学年为岭南大学如期开课。这种不图虚名，只为事业的态度感动了导师，当即表示，回去后只要写一篇论文寄来，校方将立即补发给他博士学位证书。1928年8月，邓叔群出任岭南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教授。

健客：岭南大学，好像在香港吧。

云飞：岭南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1925～1927年广州处于大革命高潮，该校工人、学生连续罢工、罢课，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1951年，前校长李应林用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以及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13家教会大学在香港的存款，筹办了崇基学院（今属香港中文大学），代表基督教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传统的延续。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相关专业合并，组成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1967年9月，岭南大学校友在香港复建岭南书院，1999年正名为岭南大学，现为香港8所著名公立大学之一。

邓叔群在岭南大学工作仅仅4个月。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在岭南工作不及半年，因该校农学院院长张作堃有买办作风，不遵守他的诺言，要我在一个学昆虫的美国领导下工作，所以我不干，虽然张作堃扣发我半个月的薪金亦不能阻止我的去意，我终久（出自唐诗《中山》，意为终究，毕竟）给友人借到旅费走了。”1929年1月，邓叔群到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成为戴芳澜的同事。工作一学期后，当年夏天，该校有位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来的教授，要求把邓叔群调到植物病理组工作，邓叔群不同意；而成立不久的国立中央大学伸出橄榄枝，欢迎他到该校去教授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受够了教会大学的气，邓叔群觉得还是国立大学更好，于是1929年8月便转到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成立于1928年4月，是由1927年成立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名而来。而第四中山大学则是在原东南大学基础上，合并了河海大学、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第一农业专门学校、南京商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和上海医科大学等8所学校建立起来的。东南大学在植物病理学方面已有一定基础，邹秉文和戴芳澜曾在此任教。邓叔群一般上午讲课，下午指导实验，大有人满为患之势。课余，他还经常带领学生进行野外采集，使学生有更多的实习机会，增强实践能力。邓叔群总结自己在美国留学的经验，鼓励学生在假期留校做实验，自我管理，增长本领。

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撤销了农经系和病虫害系，邓叔群再次辞职。同年，他发表《稻之黑穗病菌孢子发芽之观察》和《棉病之初步研究》。显然，这是他在国立中央大学研究工作的阶段性小结。8月，他被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任为技正。

健客：技正，我记得，《细菌传》中提到过。

云飞：嗯，国民政府中技术人员的官职，其上有“技监”，其下有“技士”、“技佐”。

“九一八事变”爆发，深深刺激邓叔群，他不满国民政府不抵抗，同时，该研究机构的官僚作风，令他厌恶，因此，他工作不到4个月又辞职了。这时，他开始着手编写《中国高等真菌》，这是我国第一部真菌学专著，也是邓叔群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报效祖国，抵抗外侮的实际行动。多年后，他在该书扉页上写道：“在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中，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谨以此书纪念难忘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三省。”

从1928年归国，到1931年新学年开始前，整整3年，邓叔群先后在3所著名大学任教，虽然教学水平很高，得到学生的欢迎，但由于种种人事原因，并不安稳。邓叔群以中国科学社特约研究员的身份，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集中精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真菌学研究。1932-1933年，邓叔群先后发表了十几篇真菌分类鉴定文章。同时，还发表了关于中国缝裂菌的报告，并建立了一种分离孢子的简易方法。1933年，邓叔群和夫人陆桂玲共同署名的《中国的粘菌杂录》，是我国研究粘菌的第一篇报告。

健客：杨杏佛呢？

云飞：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雅尔培路遭暗杀。他用身体护住儿子，身中数弹，当场遇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